具有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因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同时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但在处置程序上，先由纪委依规作出党纪处分，再由监察委员会依法作出政务处分，然后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其理由是，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作出之后，民事法律行为几乎在私法中得以解放，公法上的行政处理与私法上的法律行为之间的联系已经消解。关键在于，新形成的的土地所有权关系本身是否依赖于行政许可的存续。
参见Forsthoff, 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s, München: C. H. Beck, 1950, S. 54 f., 206. [8] Huber, Wirtschaftsverwaltungsrecht, Tübingen: Mohr, 1953, S. 77. [9] 参见Müller-Jentsch, Strukturwandel der industriellen Beziehungen, 2. Aufl.,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7, S. 70. [10]参见 Hoffmann-Riem/Schmidt-Aßmann/Voßkuhle (Hrsg.), GVwR I, 2. Aufl., München: C. H. Beck, 2012, § 19 Rn. 154. [11] 参见Hoffmann-Riem,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Privatrecht als wechselseitige Auffangordnungen, Baden-Baden: Nomos, 1997, S. 268 ff, 275. [12] Brenner,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 im Regulierungsrecht, S. 320. [13]参见何源《垄断与自由间的公用事业法制革新——以电信业为例》，《中外法学》2016年第4期。就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而言，需要对其行为类型、裁量方法、处理效力与处理废除进行探讨。[3]由此可见，Mayer不承认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的存在，并对私法自治持绝对捍卫的立场。这尤其体现在电信法中的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之上，比如联邦网络管制局对电信网络设施接入决定或接入费决定的许可。问题在于，如果裁量处理产生私法效果，那么行政机关的裁量方法与一般意义上的裁量方法是否有所不同？在德国法上，这一问题的焦点是私法形成性裁量与管制裁量（Regulierungsermessen）的容许性之争。
一般性禁止废除原则过度强化了对私人利益的保护，其结果必然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德国早期有观点认为，《民法典》有关追认（比如监护人事后同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的规定可以适用于行政许可。个人信息具有社会性、公共性，个人信息的使用不应当由个人决定不是让个人控制个人信息 (赋权)。
科学决策离不开准确充分的数据。平台可能是当下所有新公司、新商业模式的基础与内核。对于平台所要报送的数据，涉及不同数据主体的所有权。监管部门基于监管的需要调取电子商务数据信息时，经常被电子商务经营者以涉及自身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为由拒绝。
由于受到技术能力、资金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政府相关部门对数据的安全性保障程度，可能远远不如平台，从而造成极大的数据安全隐患。其次，数据报送应当符合适合性原则。
中央国家机关、属地管辖的政府部门、其他地方的政府部门等，都经常会重复请求报送相同或类似的数据，大大增加了平台的运营成本。作者：刘权，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例如，几乎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网络购物，需要姓名、联系电话、支付信息、收货地址等大量数据，所以公民个人不得不把大量个人数据，提供给电商平台。正式报送前应进行一定的数据安全影响评估。
26谁拥有了足够的数据，谁就可能占领市场的主导地位。如果平台报送的数据质量不合格，或者不依法及时主动报送数据，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平台负有相应的数据报送义务，平台应同政府共享相关数据。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向平台出示相关法律文书，如调查函、协查函、司法决定书，要求平台临时报送相关数据。
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设定网络平台的数据报送义务，有效实现公共利益、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等多元利益的均衡，成为大数据时代数据法治的一项重要课题。然而，对于是否应当确立数据权利，理论上还存在分歧，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即赋权说和非赋权说。
根据权利的内容不同，个人数据权又可细分为同意权、访问权、被遗忘权、纠正权、可携带权、获益权、拒绝权等多项具体权利类型。对平台而言，平台依正当程序报送数据，既可以有效保护个人数据从而减少来自用户的指控，又可以有效阻挡政府不正当的数据报送请求从而保障自身权益;对政府而言，依正当程序请求报送数据并处理数据，既可以及时获取平台的数据从而有效促进公共利益，又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数据安全隐患。
平台发现用户没有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发现网络产品与服务存在安全缺陷、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等信息时，都应当及时主动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政府管理部门不能因为这些数据信息有助于其行政职能的实现，就认为自己可以任意索取，甚至是控制和支配。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着力提高数据分析能力，减少委托第三方进行数据分析，最大限度避免数据泄露。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途径。政府相关部门除了应当遵守个人信息处理的专门规范外，还要遵守作为行政管理者的一般行政法规范。政府请求报送数据应当具备明确的目的，而不能仅仅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宽泛地提出请求。
总的来说，无论是宏观的政府决策，还是具体的行政监管和个案调查，都需要平台及时报送准确充分的数据。可见，相关数据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价值。
平台所控制的数据，并不一定都归平台所有。有效的政府监管需要平台及时报送相关数据，积极配合政府监管和调查职能的开展。
对于数据报送事项与范围的法律规定较为分散，不同层级的立法都可能会设置相应的数据报送义务，报送事项可能过多。另有学者提出，数据报送义务的扩张容易损害用户的隐私权、通讯自由和网络安全，在法律层面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提供义务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数据报送不可避免，政府也只能在有助于公共性目的实现的必要限度内，要求平台报送相关数据。除了电商平台外，社交平台、服务交易平台、金融科技平台、搜索引擎平台、内容提供平台等也控制了大量数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26条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应按要求报送特定时段、特定品类、特定区域的商品或者服务的销量、销售额等统计资料，第40条要求在每一个公历年度内至少每半年报送一次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有国外学者认为，平台经济不仅破坏了现有行业，而且还通过掩盖行为和创造数据赤字 (data deficits) 的方式，扰乱了政府的规划与规制体系，政府应采取措施充分满足数据需求。
对于常规报送，一旦符合法定条件，平台就应当及时启动报送程序;对于临时报送，应当有政府相关部门的正式数据提供书面请求，方可启动报送程序，情况紧急可以例外。适合性原则要求手段有助于目的的实现，即手段与目的间存在实质关联性。
因而，数据报送义务履行程序应当规范化。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9条规定，原则上禁止处理反应个人种族或民族起源、政治观点、宗教或哲学信仰、能有效识别自然人的生物数据，或涉及自然人健康、性生活、性取向的数据。
依协议的数据报送义务并非是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是来自合作协议的约定，平台报送数据属于履行约定的义务。如果所要报送的数据属于用户个人所有，或属于个人与平台共有，那么平台擅自报送这些数据就可能构成侵权。
无可争议，数据已经成为了一种商业资本，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利益，可以被巧妙地用来激发新产品和新型服务。总体而言，学界关于数据报送目前还缺乏系统性研究，相关问题有待深入梳理和总结。通过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纳税有关的信息，可以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偷税漏税行为进行监管。对于所报送的数据，存在不够全面完整的情形，甚至存在经过篡改的情形。
最后，数据报送应当符合均衡性原则。数据报送与政府所要实现的公共治理目的之间应具有实质关联性。
科学有效地运用数据，可以实现商业智能 (BI, Business Intelligence)。平台收到数据报送请求后，还要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即使数据报送是最小损害的手段，也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但政府通过公开访问平台网站等方式往往无法获取充分有效的数据，由此导致了政府决策的信息困境，即政府决策的作出者同数据的直接控制者发生了分离。
